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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表的PM2.5引发了持续的议论，可仿佛是北方的雾霾天气窒息了我们的大脑，多种原因找出来了，一个颇为关键的事实却被忽视了。北方产煤，冬天中国人烧煤取暖;工业化处于重化工阶段，华北地区因为煤铁资源丰富而排放企业聚集;再加上汽车保有量饱和以及“两桶油”对燃油标准的游说。这些原因个个切中要害，但关停了化工厂、汽车燃油标准提高了之后，天空会否因“美丽中国”而美丽了呢?
可资参照的是香港。严格的立法和产业升级已经使香港摆脱上述所有的污染“因子”，香港又是海滨和岛屿组成的城市，自然条件优越，可空气质量仍在变差。去年10月的31天里，有25天污浊的空气迫使当地政府劝告儿童、老人和体弱者留在室内不要外出。这个冬天，类似的警告不断出现。香港的污染指数超过100，即政府发出警告的天数，2000年还只有25天，2011年则达到了172天。严重的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很多跨国公司雇员宁愿派驻到新加坡，1/4的本地人也抱有移民的打算。究其原因，这个港口城市的标志化景色——高耸的楼宇和川流不息的汽车构成了空气污染的两大要素。这里不得不顺便提及最新更改的机动车报废制度，内地此前有汽车使用15年后强制报废的规定，香港则无要求。结果是超长服役的卡车和巴士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排放废气，而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把尾气阻挡在街道路边，近在咫尺的大海也难荡涤街头的污浊。在某种空气污染成分，如二氧化氮方面，与内地城市相比，香港也“名列前茅”。
中国内地的城市，鲜有香港那样的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更不用说滨海加上岛屿的环境，可在城市建设上却颇有直追香港的阵势。在贵阳，尽管廉价到土地成本微不足道，楼面价只有几十元，可开发商在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下，一些大型楼盘容积率超过了10倍，意味着若不考虑道路、绿地等公共设施，楼房要盖到10层以上，而要在这样的楼宇密度上再“开掘”出道路和公共活动空间，楼宇林立的景观想必比香港的屋村也不遑多让。其实不必离开北京甚远，在与北京交界的河北城镇，楼房建设高度动辄30层。单体楼房高耸，又因为开发商建房均以政府供地为单位整体“规划”，于是栋栋高楼前后围合左右呼应，水泥森林蔚为壮观。只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需要顾及“颜面”的地方，楼盘容积率被严格限定，楼房“种得相对稀疏”，给空气流动留出来了一定空间。形成这样的城市景观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建筑成本的角度考虑，30～40层的楼房最为经济;以土地的价格，则是越高越好。实际上，自从内地学习香港特区经验收拢了土地使用权，地价飞涨，开发商也只有将房屋盖高一条路。
如果说密集的楼群阻挡了空气流动是大气污染的一个原因，聚集的人口才是污染“源头”。理想化的城市本该“小国寡民”，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便超出了自然系统的自净能力。当然，聚集的人口也带来了物流、交通乃至人力资源配置上巨大的效率提升，如在东京周边地区占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其产值占日本总产出的40%。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正因为此，我们不否定人口向大都市带集中的趋势，而是需要寻找有效抵消不良环境影响的方法。人口可以聚集在一个区域，却不能聚焦在一个点上。漫步东京和首尔等人口环境和北上广相似的城市，你会发现城市格局的显著不同。那里虽有高楼林立，却大多呈孤岛分布，城市中分布更广，且占据更好位置的反而是低矮的单体建筑。那里土地私有，没有统一的规划，也不受制于同一种利益驱动。正如同计划经济可能在短时间创造奇迹，也可能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土地私有化虽形成了布局看似散乱的城市，却躲过了疯狂造城的生态劫难。
“北京雾”之所以难解，还在于这是一场远超北京范围甚至超越华北地区的生态灾难。北京半径800公里内禁止排放达不到国四标准的汽车落户，这个规定已经相当“自我中心”了，怎可能再升级到不允许农民购置农用车。北京已经搬迁了首钢，更不可能禁止广大华北平原上建钢铁厂和化工厂。实际上，随着垄断下的大城市地价越来越贵，周边地区的土地价值只可能与中心城市拉开距离，留给那里的也只能是附加值颇低的工业。正如大气物理学家、京津空气污染治理的政府工作小组成员王跃思所说：“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和(环境)管理体制才能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