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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56年宣布成立*个自然保护区之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从1965年19个缓慢升至1987年的481个。之后，自然保护区数量增加的速度有所加快，2004年达到2000个，2007年升至2500个，总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5%。到2010年，中国已建成2541个自然保护区，208 个***风景名胜区以及660个国家公园。面积*大的八个都位于甘肃、新疆和**自*区，总占地面积大约等同于其余两千多个保护区的总和。
按照**自然保护联盟的分类方法，大多数中国保护区均属于六级，即受管理的保护区域，区内资源是应该允许当地居民开发利用的。大多数中国保护区还按照***提出的“生态圈保护区”模式将园内空间分为严格保护的核心区域、允许有限商业开发和农地使用的缓冲区以及研究或试验区。
虽然许多学者强调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与台湾采用的黄石公园式的“荒野”模式不同，当地居民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理查德·哈里斯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一书中指出，1994年**的《自然保**》严格禁止任何人进入核心保护区，并禁止在保护区范围内伐木、蓄养牲畜、采药以及从事农耕活动。上述严格的法条诞生后不久，有关方面即通过补充条款的方式表示，如果其他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有其他规定的，可按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另行规定执行。尽管如此，哈里斯认为，《自然保**》的初衷，特别是其对核心区的规定，其实与美国联邦**对联邦指定保护区的规定大同小异。实情如何对中国自然保护区模式的不同解读主要源自法规意图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异。正如哈里斯所写道的，1994年**的法规志向远大，“反映了一种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实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
的确，2004年时约有125 到285万人居住在中国各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约三分之一保护区缺少必要的人员、管理和资金，许多保护区不过是“纸公园”。1994年的《自然保**》实施之后，很多已划入保护区的土地实际上仍在各地地方**控制之下。另外，该法未能给***保护区之外的其他保护区提供有保障的资金来源。这导致保护区管理人员不专注于生态多样性保护，反而以盈利为初衷。
这催生了许多生物多样性价值很低或者面积太小以至于生态上根本不具可行性的保护区。此外，自然保护区的存在也未能打消中国巨大的资源需求带来的盈利机会，即便是在云南香格里拉、德钦以及青海三江源这样*高级别的保护区内也存在采矿活动。在这些地区开采矿产的通常是国企或者与国家高级官员有紧密联系的企业，而且开采往往是在当地农民反对下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自然保护区的大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中国对获得**认可的渴望，以及让地方**得以在保护区划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去监管”策略——地方**之所以在保护区划定过程中表现积极往往是希望获得伴随保护区而来的行政地位、**奖励以及旅游收入。
如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往往剥夺了当地人获取资源的传统渠道。许多保护区划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分配给农户的土地上。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后，当地人有时需要交费才能继续一些传统活动(例如种植豆蔻)，生计大受影响。在其他一些自然保护区建立的过程中，当地居民被转移安置，一些人没有拿到本应属于他们的补偿，一些人发现自己难以融入新生活，还有一些人遭遇了文化中断或者**高压。
